中国西南地区是许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其中壮、苗、侗、瑶堪称“大家庭”，在55个少数民族中分别排第1、第5、第10、第12位。因此，在贵州、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区，一个或几个民族的自治县、自治州甚至自治区随处可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与湖南交界的地方有各族自治县龙胜。是中国仅有的两个各民族自治县之一，有苗、瑶、侗、壮、汉五个民族。为什么会成为很多民族的聚居地？在这个地区，五个民族与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问，我从2018年春节开始了桂东北的野外工作。作为一名建筑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研究者，我关注的自然是这些民族的家园和聚落，我想在空中找出它们在建造和使用上的异同。但正如我在这一领域的“业余”好友所说，这些歪歪扭扭的木质建筑看起来都差不多。除了只有“专家”才能看出门道的建筑细节，如何才能展现不同民族的万千风情？在这一系列关于龙胜的文章中，我希望用学术研究的“边角料”——真正吸引更多人的民俗和故事，来呈现一个更加生动多彩的龙胜。
因为龙胜县大致相当于桑江河流域，辖区内自然地理条件差别不大。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各民族的聚落都遵循着基本相同的选址和布局原则。由于苗、瑶、侗、壮、汉民族及其支系居住在相对清晰的区域，小环境的差异导致了聚落景观的一些差异。在适应环境的一般应对策略，以及各自族群文化习俗的表达上，也有相似但不同的家(居)建筑。这些差异在普通观众看来可能并不明显，但却是多民族地区民族认同和文化交融的双重呈现。
地形和聚落
在本系列的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简要介绍了桑江族的分布特点。侗族和壮族的聚居区以河谷为边界，苗族和姚宏族以山地为中心，分布在几个小流域的上游(图1)。
图1龙胜县民族分布图(根据“龙胜自治县民族分布图”[1]重新绘制)
桑江河流域的河谷虽然宽窄不一，但很少有平坦的滩地，干流和支流，上下游的聚落都是以沿山为主。平河流域仅有几座大型平坝，形成了乐江、东田、广南、平河等河坝村(图2)。即使在桑江干流上，沿河的壮族、瑶族村落仍依山而建，如壮族的里排、吴礼，姚宏的白面、西门(图3)。但与小支流上游的深山聚落相比(图4、图5)，干流两岸或大支流河谷的山寨，视野更开阔(图6)，形成了不同风格的聚落景观。
图平儿河流域河坝洞村(赵晓梅摄，2018)
图三桑河干流山麓之上的一个村庄(赵晓梅摄，2021)
图四山山麓景观(赵晓梅摄，2021)
婺城岭山麓风景图(赵晓梅摄，2021)
刘桑河流域景观图(赵晓梅摄，2021)
从村落规模来看，河坝聚落更容易从几个小的自然村逐渐聚集，形成大的聚落。例如，萍萍镇的居民萍萍村占据了龙胜县最宽的平地。当地居民把河滩变成稻田，把村子建在山脚下的缓坡上。全村1000多户，近4000人。平等有十多个姓氏，几个大姓居住在比较紧凑的社区。北起寨头，南至，依次居住着石、罗、陈、吴、吴、杨、胡等姓氏的居民。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坟山，本来就有族长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组织清明祭祀。姓氏之上，平等曾经有一种社会组织叫“群”，一般由一两个大姓组成，自己建鼓楼[2](图7，图8)。当地人所说的群，可能就是原始的自然村落。鼓楼是这些自然村落的象征，也逐渐成为这些以侗族为主的民族的国家象征(当地有一个王兴瑶族并入侗族的故事)。由于董鼓楼的视觉效果，即使是龙胜这样的多民族行政区，也会在县城建一座现代化的鼓楼(图9)，以彰显其民族身份。
图旗坪村主要姓氏、坟山、鼓楼(赵小妹画)
照片八个平等鼓楼之一(赵晓梅摄，2018)
九龙城鼓楼图(王摄)
位于山麓的定居点通常都不是很大。从民族差异的角度来看，与壮族之间有一些较大的聚居地，也是几个自然村的组合。例如，龙脊大寨由廖家、侯家、平段、和平村组成。这些大规模的山麓聚落大多位于山势相对平坦、易于梯田化的坡地上。几个自然村相互毗邻，逐渐融为一体。即便如此，最大的朱槿和龙集还不到平村人口的一半。潘瑶人和苗族人的村落往往较小，这不一定是民族特色——也有姚宏人、壮族人甚至侗族人的小村落，但这些村落的位置可能没有那么“理想”，附近也缺乏更多的资源来养活更大的人口。这些小村庄基本都位于地势较高的山麓上，周围山地地形变化较大，要开辟大而全的田地并不容易。
在这些山麓聚落中，所有的房屋都沿着等高线分布。也就是说，每家每户的屋顶都是平行于轮廓线的。因为山脚下的村子规模不大，而且位于同一座山脚下，地形相同，所以整个聚落的房子一般都在同一个方向。那么，在建造这些房屋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一个斜坡上打造一个平整的室内空房间。在以落基山脉为主的桑江河流域，用底架空来“缓冲”木杆的高度差，显然比用土石垒砌地基要省力得多。其实这种底架空的干栏建筑也是南岭地区长期以来应对潮湿气候的做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平坦的河坝定居点，干栏屋仍然是传统建造。虽然当地曾经没有空地面房屋，但那些都是临时简陋的房屋，早已不复存在。只是对于桑江族来说，建造半层(半框空和半框)或全层(全框空)的甘兰房屋，并不是由地形决定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民族属性。
族群和家庭住宅
甘家屋可以说是应对当地地形和气候条件的一种传统建筑形式。在人类学研究中，家庭住宅具有社会文化属性，可以表达社会结构和基本运作，也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例如，作为一个社会单位，一个家庭拥有一所房子。人口增长了，我们是要盖新房还是要扩建原有的？传统上，大多数桑江人会选择后者，保持着大家庭一起生活的模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扩张？我们是在原房子的两边继续延伸，还是从一端向前延伸？新的扩展采用什么形式？不同的民族似乎形成了不同的答案。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各个民族基本房屋的大致风格。这些不同的建筑方式显示了他们自己的习俗和禁忌。
半栋和整栋要把坡整成错层的梯田，但每层以不同的方式占据两个梯田的地基。瑶族和苗族的传统房屋是半层楼梯扶手。山区被修剪成两个大小相等的梯田，架子空的底层建在下层梯田上，“楼上”的生活层建在上层梯田上(图10)。在这样的房子里，底层的畜栏不算是人住的地方。因此，在居民主要生活和活动的“二楼”(被业主视为一楼)设置一个大门，在地下一层设置一个小大门(图11)。侗族和壮族的传统民居是整栋建筑，整栋建筑基本都立在下层平台上，上层平台上只有最后一个入口或半个入口(图12)。房子的正门在地下一层，进入一楼，爬楼梯到达二楼，但正式的大门还是在二楼的门楼之上(图13、图14)。
图石龙生半层甘兰府明室剖面图(赵晓梅画)
图11龙胜姚宏半层的甘兰屋(赵晓梅摄，2018)
图12龙胜半层甘兰家宅剖面图(赵小妹画)
图13甘兰府，龙胜庄整体建筑(赵晓梅摄，2018)
图14龙胜庄二楼大门(赵晓梅摄，2019)
浙江大学教师王晖认为，选择半层楼和整栋建筑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祖居传统。苗族和瑶族来自“北方”，习惯在地面上生活。即使他们因为不断迁移而逐渐采用甘兰住宅，他们仍然以半层楼的形式表达他们的居住传统。壮、侗是南方土著，整个贾空的建筑本身就是其原始的居住模式。[3]的确，苗、瑶民居都是采用半层楼的形式，框架空层以上的宽廊门楼只是短时间使用，而家族礼仪空室和消防水池，甚至居民的卧室都是在地面以上。然而，在龙胜，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苗族和瑶族分支。例如，潘瑶和华耀的房子大多是整栋建筑。也许是因为这两个民族人口少，居住分散，所以他们的住房建设更多的是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
桑江支流锦江流域居住着、壮、汉、四个民族。红瑶人生活在上游，壮族人生活在下游，而潘瑶人和汉族人分散在壮族村落之间，更靠近桂林南部。这种定居分布已经表明了他们的迁入顺序。自明代以来一直居住在这里的姚宏，在明清时期被迁入的壮族人“驱赶”到上游。潘瑶比壮族晚一点迁入，其人口足以建立自己的定居点。而乾隆、嘉庆以后作为壮族佃农定居的汉人，则隶属于以壮族为首的定居联盟龙脊十三寨。然而，壮族人高超的建筑技术对潘瑶产生了重大影响。潘瑶家直接抄了庄家的柱排，只改了前后——我们看到庄人在门楼做了一个不落地的“燕子柱”来丰富门楼空，而好像抄错了作业，用在中柱后面，我们也看不出为什么(图15
图十五期间晋江流域潘瑶吴佳断面图(赵晓梅)
当然，最早定居的姚宏人也影响了壮族人建造家园，对姚宏两大支柱的独特崇拜被壮族人模仿。在姚宏家宅中，由于房间的布局，作为主礼室空，它的中柱不是家宅的中柱，而是中柱后面的“第二柱”(图16)。因此，第二个支柱是要设置的第一个建筑构件。它不仅用料考究，还撒了鸡血来进行仪式，还要在第二根柱子上方加一根小横梁来举行仪式。壮族的“两柱”崇拜是从姚宏学来的，左右两柱也是最先竖立起来的。但由于排柱方式的不同，瑶族后两柱的信仰被嫁接到壮族前两柱，形成了前两柱做一根小横梁，并为其举行装梁仪式的习俗(图17)，被赋予了木匠师傅练弯梁的传说。[4]
图16晋江流域姚宏传统民居平面示意图(赵晓梅)
图17龙脊庄屋前两根柱子上的弯梁和上梁仪式中包裹的红布(赵晓梅摄，2019)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瑶族和壮族在建造家园时相互模仿。姚宏还借鉴了壮族的许多装饰元素，其中最典型的是上下碗柜。这个碗柜原型明显来自壮族，因为它的下部直接借鉴了门楼上迎宾凳的造型(图18)。壮族的门楼是客人等待主人邀请他们进屋的地方。在这里，面对楼梯放置了一个板凳，这几乎是龙胜全国民居中唯一具有实用功能的高型家具。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居民使用的都是矮桌子和凳子。香案前摆的桌子明明是高家具，却只有礼仪的作用。当然，壮族的迎宾凳也有礼仪的作用。它雕刻精美，表达了主人的好客。但家庭住户经常用它在门楼上乘凉，那时候迎宾凳就成了休息的被褥。庄人唐火一侧的柜子下部借用了迎宾凳的形状，比上部分更突出(图19)。壮族居民有时会混淆这两者。龙脊周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妇人喝醉酒回家，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迎宾凳，于是爬起来睡觉(睡觉)，醒来发现自己睡在一个干锅上。后来，这种橱柜形式也出现在姚宏的房子里(图20)，表现了两个民族在生活创造中的相互模仿空。
图18龙脊壮族家园门楼迎宾凳(赵晓梅摄，2019)
图19龙脊壮族民居的橱柜(赵晓梅摄，2019)
图20金坑姚宏家的橱柜(赵晓梅摄，2019)
移民和庭院
龙胜的传统家园是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综合产物，民族和地域之间的学习并不局限于桑江河流域。龙胜北部毗邻湘西南，比龙胜更早纳入国家直接统治，“汉文化”得到极大发展。[5]在湘西南已经“汉化”的人，正在不断地迁入龙胜以北的侗族、苗族社区。在融入当地民族的过程中，他们还将“汉人”的四合院建筑带入桑江河流域，这是桑江南地区罕见的家庭住宅形式。
在广大的西南山区，院落并不是一种常见的建筑形式，往往只在汉族移民或受其影响的散居地才有。桑葚河流域的山坡并不平缓，不适合建庭院。所以在很多瑶族和壮族的村落里，我们可以看到，人口扩张之后，往往是沿着等高线向左右扩张，新的家园建起来，把它们和旧的连接起来。瑶族有严格的建筑禁忌，屋顶不允许垂直。由山墙连接的房屋和门房连接成一个连续的共享空房间(图21)。
图21龙胜与潘瑶家相连的门楼(赵晓梅摄，2021)
在大南山脚下的侗族和苗族聚居地，家庭的扩张带来了另一种形式的家庭住宅——老房子两端向前延伸的水平房屋，形成了当地人所说的“燕子楼”(图22)，甚至用水平房屋将前后家庭住宅连接起来，形成了“四合院”。当地村民说，这种院子过去只有“大地主”才能建。人多地多，就逐渐形成了这种利用当地建筑手段，模仿汉族民居的建筑。这种四合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龙坪洞村的木匠吴醒石(1940年出生)在90年代左右做了一个四合院的模型(图23)，现在在龙胜县文管所。
图22盛宴庙燕子楼(赵晓梅摄，2019)
图23龙胜侗族“四合院”房屋模型(赵晓梅摄，2021)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大家庭的解体，龙胜人停止建造大规模的家庭住宅。在一些新建的住宅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横屋残留的“影子”。如芙蓉地区的苗寨，家庭住宅很少建横屋，但屋顶上仍建有与主脊相交的小檐，山花朝前(图24)。这个额外的屋檐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仪式空或者功能属性，被当地木匠解读为提高屋顶的抗风能力。事实上，最初的水平房屋是考虑到抗风能力而建造的，但在家庭规模缩小后，它们被小型化为屋顶的形式。
图24龙胜苗家屋仿横屋屋顶造型(赵晓梅摄，2019)
在同样的气候环境下，不同人群采用的建筑方法应对自然条件几乎没有区别。这些建筑方式的来源相当复杂，或来自原有的建筑习惯，或来自相邻的强势族群，或来自不断融合的新人口。正因为如此，龙胜民族的聚落和家园在一目了然的相似性基础上，表现出更加细腻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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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龙胜县志编纂委员会:龙胜县志，中国辞书出版社，1992年，扉页。
[2]陆·: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侗族村史，2008，第22，29页。
[3]王晖:《野外的民居——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和室格局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1-74页。
[4]赵晓梅:《先家祭与空之间的变化——桂北瑶淼家两柱象征意义的获得》，《建筑学报》，2020年第6期。
[5]胡晓安:《动乱》、《制度与社会变迁——明清以来桂林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2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