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中国近代史上，文强是一个有着坎坷经历的传奇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他的前半生经历了两个政治极:早期是中共重要干部，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等重大军事实践，历任四川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离开党组织后，他加入了国民党和童军。历任忠义救世军政治部少将处长、童军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童军局总部三师处长、童军局华北区主任、童军局东北办事处主任、国民党徐州“剿总指挥部”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兼代理参谋长。后半生，先以国民党高级战犯的身份被囚禁在山东益都和济南白潭头、北京Kutokuhayashi监狱、秦城劳改农场、秦城监狱，被改造26年。1975年3月19日被赦免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历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文强一生的风风雨雨，浓缩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
先加入共产党
文强，号年关，1907年9月19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书香世家。他是文天祥的第23代传人。他的父亲文震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等都是好朋友，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文强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就读于长沙一所贵族学校。中学时，文强和毛泽覃是同学，他和毛氏兄弟接触较多。此外，毛氏兄弟的母亲与文强家有亲戚关系，所以毛氏兄弟把文强当弟弟看待，关系很好。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氛围中，文强受到了良好的影响，逐渐形成了革命思想。1925年6月，文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
1925年8月，中学刚毕业的文强满怀救国救民的热情，以第三名的成绩与林彪一起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政学堂，成立政治部。文强在入伍学生晋升军官学生的筛选考试中，被录取到政治部政治大队二队。不久，文强在周恩来的推荐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邵力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进而抛出“整理党务案”。他先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名党员。文强没有退出共产党，而是选择退出国民党。
北伐战争期间，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宣传员，在战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9月，刚随北伐军到达武汉的文强，受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派遣，随同朱德到四川，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组织科长(军长杨森，朱德为党代表)，并兼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春，杨森接受朱德的建议，以黄埔军校为蓝本，创办了第20军军政学堂。文强被任命为该校学生大队队长。同年3月，杨森撕掉革命伪装，在20军进行了清党，文强迅速与其他暴露的共产党员一起离开杨部，回到武汉，担任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教导员。
汪精卫发表《七·一五反共宣言》后，文强奉命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命贺龙为第20军第3师司令部特务连长(贺龙任司令员)。他是党内第三分区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经香港逃往上海。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他被撤至家乡待命。就这样，文强回长沙老家躲了三个月，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到四川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和成都都没有组织关系。一次偶然的机会，文强在成都公园认识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廖当时是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是他改变了文强一生的命运。廖恢复了文强的组织关系，派他到川军28军第七混编旅二团(团长为中共党员邝继勋)执行军运工作，任团支部书记，公开担任副营长、手枪营长、团配属等职务。一年半后，文强升任中共江巴县旅游委书记、军委书记。
1929年底，文强被四川省委派到川东农民革命领袖李家军领导的万源起义军，任城口、万源、韩毅、大仙四县党代表兼行动委员会书记。起义军在四川军阀的重重围攻下被打散，无奈之下，文强在陕西的一个土匪队伍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巧妙周旋后离开了军队。
1930年10月，文强回重庆向四川省委汇报，被省委留下工作。历任省委委员、省委常委、军委书记。
3个月后，四川省委改组，文强任川东特委书记，辖23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位，也是文强在共产党内职业生涯的巅峰。然而，文强人生的悲剧就发生在他走上这个位置的时候。
1931年6月，文强因叛徒出卖，在重庆中山公园被捕。他被党内的特工营救并逃脱了。此时，随着省委迁至成都，文强冒险前往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如实报告了整个抓捕和逃亡的经过。罗世文刚从上海接受新的中央精神回来，就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批评文强没有揭露四个县的游击区，并给予文一年缓刑。文强的抗辩无效。一怒之下，他和时任省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颐一起出了四川，决定去上海向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
文强夫妇抵沪时，正赶上中共中央特科科长顾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项先后叛逃的灾难性事件。周恩来已被迫切断一切对外联系，废除旧的联系方式，并于1931年底去了中央苏区。所以文强夫妇按照之前的联系方式和地点根本找不到当事人关系。这样，他们原本想向党中央申诉的出川行动，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叛逃。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共的斗争。
“童军”大密探
由于在上海上诉无门，文强夫妇只好回到湖南老家。为了谋生，文强先在一所小学当了一段时间老师。不久，经朋友介绍，文强参加了“青年通讯社”的工作，后来担任其社长。文强掌管该社后，该社的时事通讯文章被各种报纸刊登，他的笔名“文傅生”也因此出名。被聘为《南岳日报》特约编辑、《湖南建设报》总编辑。在记者生涯中，文强做得很出色，原本以为可以这样平静的生活。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撰文，指责湖南省主席兼第四路军总司令何建不去抗议日本军舰来长沙示威，反而派人送礼，侮辱市民。这种无耻的行为有损国家和省的尊严，侮辱了3000万湖南人民。何建看后勃然大怒，派特务将报纸查封，以便将文强缉拿归案。
在《决一死战》中，他再次见到了黄埔同学廖。这一次，他彻底改变了文强的人生轨迹。
这时，廖已经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政府军事局。当他得知文强在长沙遇到了麻烦，便极力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警校工作。于是文强在1935年底来到杭州。在廖的介绍下，文强认识了这所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莉。在戴笠的劝说下，文强加入了军统局，被任命为中校教导员，又加入了国民党。就这样，这个曾经做过一些工作，在共产党内地位较高的人物，彻底断绝了与共产党的联系，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在另一条路上越走越远。
1936年秋，在国民党军参谋总长程潜的帮助下，文强被调到国民党军参谋本部担任上校参谋。同时，文强受戴笠委托，尽可能多地搜集中国、日本、英国、苏联等国有关日本问题的资料。正是这种系统研究日本问题的经验，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这一结论上报国民党军委总参谋部后，引起轩然大波，其他参谋人员大多怀疑这一信息的真实性。经过研究，参谋本部虽然把文强的分析记录在案，但并没有真正重视。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正式对美英宣战，人们才意识到文强分析的正确性。
日本发动八·一三事变后的第二天，文强被任命为国民党军委特务机关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江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长，收集国民党军在上海各司令部的情况。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同学袁。告诉袁，已经为他平反，请他回到共产党。但此时的文强已经对归队失去了信心。
上海失陷后，文强被调任国民党军政部前线办公室主任，负责收容江浙一带从上海撤回的部队。文强将其中一部分组建成“国民政府军委总教研组”，成为政治训练处处长。后来，在此基础上，文强组织了“忠义救世军”，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少将政治部主任。
1940年秋，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被日军和汪伪特务组织彻底摧毁。文强奉命潜入上海，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主席和军统局反叛乱委员会主席。文强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东南五省的汉奸政权进行暗算，收集有关日本的情报。在上海，文强主要利用国民党在“青红帮”的关系，发展伪军内部，策动高级军官，但效果不大。日本伪情报机构得知文强在上海租界的活动后，大肆追杀文强。考虑到文强在戴笠的危险处境，他命令文强离开上海，返回重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文强途经香港，回到重庆。还没安定下来。1942年2月，被戴笠派往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唯一根据地太行山。他的秘密身份是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主任，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此行有两项任务:一是控制有向日本投降倾向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孙殿英部；二是重建被日军破坏的华北军事网。文强先在安与胡宗南取得联系，后赴洛阳与四方面军总司令、安行营主任蒋会面。江把安排到太行山区工作。然而，好景不长。1943年4月，日军发起扫荡太行山战役，孙殿英迅速投敌，根据地落入敌人手中。文强带领少量武装突围，返回洛阳。
这时，戴笠叫文强为军统局总部第三处处长。启程赴重庆赴任前，戴笠下令任命文强为河南中美合作培训班第三期班副主任，立即履新担任监事长。
1944年4月，日军发起开辟大陆交通线战役，文强带着训练班2000多人炸毁国民党撤退路线上的所有桥梁，并在主要路段埋设地雷，阻止日军进攻。文强在这次行动中表现得相当出色，既有效掩护了指挥部的撤退，又没有造成培训班的人员伤亡。于是，1945年春，戴笠将其调到Xi安，提拔为军制北部地区区长，负责陕、晋、乍得、冀、豫、鲁五省和天津两市的军制工作。在担任北区区长期间，文强在华北和东北成功策反了近百万汉奸。由于战功卓著，文强38岁晋升中将，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最年轻的中将。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东北。戴笠决定成立军统局东北办公室，文强任办公室主任，对外身份是东北航院督察处处长。戴笠交给文强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苏联反苏反共，促成内战，对付朝鲜、蒙古亲苏共势力的发展”。在东北期间，文强认识了杜，两人相处融洽。杜认为文强很有能力，又不像其他军人，不常向高层汇报，所以喜欢和他共事。然而，这种好印象伤害了文强。后来，他被杜拖进了的淮海战役。
1946年3月16日，戴笠死于空难。戴笠之死使整个军事系统失去了重心，逐渐分裂为、毛仁凤、唐三派。为了控制军制，三方互相倾轧，文强成为他们争夺的对象。在军队系统待了十几年，他对此非常厌倦，决定走出这个是非圈，寻求正规军职。1948年8月，利用与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的关系，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中将兼办公厅主任，最终离开军队系统。后来战犯文强对这个选择暗自庆幸，因为共产党从来不追求他的军事统一。
也许是命运吧。9月中旬，文强收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的来信，要他去徐州当副参谋长。当时文强对徐州的情况有所了解，他知道自己此行远不如在湖南当绥靖公署的负责人安全。但军令难违，文强投入国共战争。临行前，程潜对文强说:“你这次要做好当俘虏的准备。”不料1949年1月10日，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命运真是捉弄人。试想一下，如果文强当时留在程潜身边，将来可能就是起义的将军了，那和“战犯”的命运就天壤之别了。
做了26年的战犯。
被俘后，文强被关押在山东宜都、白潭头的华东野战军解放军官教导总队高级团，开始了战犯生涯。
1950年春，文强被押解到北京Kutokuhayashi监狱。
刚到Kutokuhayashi监狱的时候，文强就知道问题严重，历史复杂，是军队系统的高级间谍。他觉得有生之年很难走出这座高墙监狱，所以拒绝写悔过书。当时他是这样对监狱管理人员说的:“毛泽东是我的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是我的老乡，林彪是我的同学，那么多共产党的官员都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因为他们没有把我带好。他们要写悔过书，就该写，我不会。”也许这就是他最后一次特赦的症结所在。后来，大赦后的文强被病重的周恩来叫到医院，和抢浪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周恩来接着责备他拒绝早点写悔过书。
在Kutokuhayashi监狱的最初几年，文强除了不写悔过书，其他方面都做得不错。这种表现是综合的，包括坦白、努力工作学习、遵守狱规(值得一提的是Kutokuhayashi监狱的狱规是文强拟定的)。因为表现好，文强成了学习的带头人，劳动的带头人。
1958年10月初，文强和其他一些身强力壮、有劳动能力的战犯离开Kutokuhayashi监狱，到燕山脚下的秦城农场参加体力劳动，开始了改造生活的又一阶段。和文强战犯一起在农场劳动，不仅收获了劳动的果实，而且增进了我们对劳动的认识，加深了我们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思想改造前进了一大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个国庆节，Kutokuhayashi监狱的战犯参加了国庆仪式。那天晚上，文强激动得夜不能寐。想到自己在多次监狱组织的参观中见过的新面孔，他不禁拿起笔，写下了一首长诗《访建国十周年，叙怀十韵》，其中那句“形势逼人，不容再错，情如醉耳”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1959年11月底，在秦城农场劳动的战犯全部回到Kutokuhayashi监狱。早些时候，战犯们从报纸上得知，政府将特赦一批服刑10年、真正改邪归正的战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罪犯，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这个消息让战犯文强兴奋不已，他们都在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Kutokuhayashi监狱礼堂举行第一批蒋介石集团战犯特赦大会，宣布赦免杜等10名战犯。
第一次大赦虽然没有文强的名字，但他看到了新生的希望，一时冲动写了一首古风诗。诗中说，“雪姬春宵晚，喜闻我已嫁人。”去大厅亲切一点，进房间问同事。与你互赠，与新风对话。他打扮得精神奕奕，王冠光芒四射。民权可贵，善念安。如果过去没有了，还可以被来的人追。新人明如镜，新月照天。罕见的‘省亲’语，晨钟暮鼓提醒。再见天安门广场，久违的谈话。"
1960年3月，Kutokuhayashi监狱剩余战俘全部迁入新建的秦城监狱。
此后，1960年11月28日、1961年12月25日、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和1966年4月16日，先后赦免了5批战犯。然而，之前的6次赦免都没有文强的名字。这种情况让文强感到难过和失望。但由于一次又一次的特赦，文强也知道迟早会轮到自己，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一等就是整整9年。
1966年5月，第六批特赦后不久，一场雷霆万钧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中国大地，全国陷入混乱，特赦战犯的工作自然被搁置。
幸运的是，在这九年里，很多革命干部，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批高级干部，都受到了惩罚，甚至愤而殉职。监狱外的“土地、财富、叛乱、邪恶、正义”和所谓的“汉奸”、“特务”、“走资派”天天挨打挨批，受尽世人的折磨。就连之前几批被赦免的战犯也被“送回监狱”。对此，大赦后的文强在他的长篇自传体著作《新生之路》中写道:“从1959年到1966年，共大赦六次，平均每年不止一次。这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宣布的时间，因为‘大灾难’推迟了十年。好像很不幸，拖了十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不幸。我们在这个‘保险箱’里平安度过了十年。”
1974年，由于“文革”导致战犯生活和医疗条件恶化，多名国民党重要战犯在狱中病逝。为此，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说这些人都快要老死了，对社会没有什么危害。如果都死在监狱里，外部影响不好，就全部释放。毛泽东同意了，并作出指示:他们都将被释放。这样，特赦战犯的工作又被提上了日程。
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大赦释放所有战犯的建议，决定大赦释放所有在押的战犯，并给予他们公民权利。在293名特赦战犯名单中，文强位列前十。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大赦大会上宣布大赦“授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不禁潸然泪下。至此，文强26年的劳改生活宣告结束。
大赦那天，文强激动不已，想着自己从战犯到新生的漫长历程。他不禁百感交集，写了一首七言律诗，题目是《顽石难点头》:“顽石难点头，心中聚多少噩梦。当你在战场上被打败时，你会被孤立无援，愤怒不已；当你在野外被烧死的时候，你会觉得理所当然。金色的石头开启了真理之剑，春风将雨水变成了动人的乐章。我后悔当年在江南流泪，醒来才知道后悔。”
CPPCC全国委员会成员
被赦免的文强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当时，他和其他被特赦的战犯一样，面临着两种选择:可以留在祖国大陆等待分配；也可以申请去海外或者台湾省。经过慎重考虑，文强决定留在中国内地。他以未来志愿的形式写道:“我个人的愿望是永远定居在祖国大陆...我愿意回老家或者在上海定居，自己生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要求。”
三天后，生活安排办公室的一位干部找文强谈话，他认为自己定居祖国的决定是真诚的，是多年脚踏实地改造的结果。政府对此表示满意和信任，希望他今后能留在北京，多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不久后，文强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专职委员。
1983年5月8日，中国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2036名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文强的名字出现在234名“特邀嘉宾”中。会议开幕前夕，新华社特别邀请文强等8位新增委员举行茶话会。文强在即席讲话中说:“实现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愿望。第六届CPPCC的新阵容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在空之前已经是广泛的了。我们有八位来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研究协会的委员作为CPPCC委员。我们8个人都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是大赦释放的前国民党将领。我们过去对人民犯了罪，但现在我们是新人。我们要‘八仙漂洋过海，大显神通’。这是利用我们自己的有利条件，为祖国统一大业出谋划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衷心希望台湾省的老朋友朋友们，以民族为重，与共产党携手共进，共图民族复兴大业。”
文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以赤诚之心感谢共产党，积极为祖国统一奔走。
早在1978年中秋节，文强就给台湾省的一位朋友寄去了一首诗，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愿望。这首诗是这样写的:“谁说蓬莱岛有杯子？海天本来就是一家人。故乡萦绕关山梦，故国总在春。隔海相望，明月当空，友情真。中山陵繁花似锦，贤者寥寥老人。”
文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1983年以前，他主要通过通信、谈话和写作来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1983年以后，他利用国共两党的私人关系，联系两岸人民，与包括台湾省的陈立夫、蒋纬国在内的老朋友、老朋友同大陆进行交流，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01年10月22日，文强去世，享年94岁，结束了他坎坷而传奇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