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荣杰供稿
2022年一进入下半年，中亚又一个大国动荡，这是今年这个地区的“第三颗炸弹”。7月1日，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民众因不满宪法修正案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两个月前，塔吉克斯坦东部5月14日发生街头抗议活动，执法人员有伤亡。再来看哈萨克斯坦，1月份天然气价格上涨引发的骚乱席卷全国，该国随后实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
然后将景深拉长，视阈放大到整个欧亚地区。2020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革命再起”，政权以“街头政治”的激烈方式更迭；当年8月，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引发了该国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最终，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动乱都在俄罗斯的介入下平息了，不管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一次，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危险。这些国家都位于欧洲和亚洲，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1990年代获得独立后，他们走上了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道路。现在他们正处于“三十而立”的关口，他们的处境和动向值得特别关注和考虑。
自治共和国的暴乱
与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动乱不同，乌兹别克斯坦的动乱与塔吉克斯坦相似，都发生在当地。
此事源于6月启动的修宪。6月20日，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在会见该国宪法委员会成员时，提议通过举行全民公决来修改该国宪法。22日，宪法修正案提交最高议会立法院审议，24日一读通过，决定公布修正案公开征求意见。
修正案的相关内容涉及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法律地位。自7月1日以来，自治共和国部分民众在共和国首都努库斯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原因是不满宪法修正案中取消共和国地位的内容。事件发生后，乌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两次前往努库斯稳定局势，并从3日起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7月4日，乌克兰议会在全体会议上决定扩大全国范围内对该国宪法修正案的讨论，并决定保持自治共和国地位的主要法律条款不变。
得益于塔什干的快速反应和在修宪问题上的让步，骚乱很快被平息，但仍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据乌克兰官方消息，骚乱造成18人死亡，243人受伤。另有516人被捕，许多人已被释放。
卡拉帕克自治共和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唯一的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有14个行政区，包括一个市(首都塔什干)和12个州以及自治共和国。无论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还是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其起源和演变都非常复杂。
历史上，卡拉帕克自治共和国曾隶属于阿拉善盟，现卡拉卡尔帕克、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等民族居住在其境内。其中卡拉卡尔帕克族占32.8%，乌兹别克族占32.1%，哈萨克族占24.6%。
清除卡拉卡尔帕克人的历史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但现在可以确认他们在语言和习俗上与哈萨克人是近亲。卡拉帕克语、哈萨克语和诺盖语属于突厥语的钦察-诺盖语组。从15世纪到16世纪，一些卡拉卡尔帕克人甚至加入了哈萨克族的小玉(部落)，他们“不分彼此”。因此，在苏联时期，即1924年至1930年，卡拉卡尔帕克斯坦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注:1925年前称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管辖下的一个自治州；1930年后归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管辖；1932年3月20日获得自治共和国地位，全称“卡拉卡尔帕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1936年12月5日，乌兹别克斯坦说服莫斯科将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纳入其版图，形成“乌俄联姻”。1990年12月14日，卡拉卡尔帕克宣布独立。“独立”两年后，1993年1月9日，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加入后者的国家间协定，“更新边疆”正式成为独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的一部分。
他在乌兹别克斯坦，但与哈萨克斯坦的“亲戚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目前，有50多万哈萨克人生活在该共和国，哈萨克斯坦是最大的海外卡拉卡尔帕克人散居地。由于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联系，骚乱发生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立即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进行了电话沟通，并取得了后者的支持。关于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7月4日的会谈，哈萨克斯坦总统办公室随后表示，托卡耶夫欢迎塔什干为确保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的稳定所采取的措施。
卡拉帕克自治共和国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行政单位，约占乌兹别克斯坦总面积的40%，但人口不多。根据2022年初的数据，约有199万人，主要讲卡拉帕克语和乌兹别克语。由于在乌兹别克斯坦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且地处边境地区，民族和语言与乌兹别克斯坦主要民族并不完全一致，塔什干一直非常重视，不敢掉以轻心。
乌兹别克斯坦现行《宪法》中有相当多的条款，包括21条、69条和70-75条，涉及共和国的独立地位、立法和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第71条规定，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有自己的宪法，但不得与乌兹别克斯坦宪法相抵触。最重要的是第74条，根据该条，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有权在全民公决后脱离乌兹别克斯坦。这场骚乱是由该条修正案引发的，因为修正案从法律上削弱了共和国的主权和独立，为其高度自治奠定了基础。
修宪的相关内容是这次骚乱的直接原因。梳理共和国“主体性”的历史，尤其是苏联解体前率先独立的时候，可以发现“独立”似乎是共和国特别看重和追求的。或者说这就是共和国民众对修宪产生激烈应激反应的心理原因。毋庸置疑，边疆、种族、语言等因素使得塔什干在处理涉及共和国的相关事务时，采取了特别谨慎和稳健的立场。总统两次上前线，迅速控制局势，在修宪问题上让步，就说明了这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场骚乱中，边疆、种族、语言都不是“燃点”，没有激化为“爆点”，这是非常幸运的，否则问题会更复杂。
美国的制裁和汇款
在乌兹别克斯坦14个行政区划中，卡拉卡尔帕克斯坦是经济最底层，也是最贫困的行政主体之一。由于2016年后在全乌克兰实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共和国人均月收入在2010年至2016年间增长了2.7倍(全乌克兰增长了2.8倍)，但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有乌克兰人的平均月收入比共和国高1.4倍。以2021年为例，共和国人均名义总收入约为1139.16万苏姆(约1045.80美元)，在乌兹别克斯坦倒数第三，仅高于纳曼干州(1132.91万苏姆)和费尔干纳州(1092.98万苏姆)。
特别是，汇款在共和国居民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共和国约20%的家庭依靠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工作的劳工移民寄回的汇款生活，在一些地区甚至更高，如卡劳的赞斯克区(караузgксииррре)从整个共和国的角度来看，这些工人平均每月向其家庭汇款160美元，从共和国管辖的各地区和城市来看，他们显然，相比在国内工作，在国外工作的收入要高很多，所以是共和国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从人口比例来看，出国打工的劳动力移民约占共和国总人口的8%，占劳动年龄人口的5-10%。
在中亚国家中，乌兹别克斯坦拥有最多的劳动力移民和最大的汇款收入。汇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约占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通过2021年和2020年的对比，也可以看出汇款对乌兹别克斯坦的重要性。2021年，由于疫情松动、人员流动自由化和经济逐步复苏，乌兹别克斯坦海外侨汇名义增长率为141.3%，保证了该国总人口收入名义值增长6.0%。
然而，自新疫情反弹以来，特别是今年初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爆发军事冲突以来，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的农民工和汇款受到严重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22年吉尔吉斯斯坦的汇款收入将减少40%，乌兹别克斯坦减少38%，塔吉克斯坦减少37%。一方面，欧美对俄罗斯发起新一轮严厉的“升级”制裁，俄罗斯受制裁影响，就业市场萎缩，无法提供以往的就业岗位数量；另一方面，欧美“封锁”了俄罗斯的金融和银行体系，汇款无法从俄罗斯寄回乌兹别克斯坦。
更糟糕的是，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官方数据，在俄罗斯工作的乌克兰劳工移民超过400万。这些过去在海外市场消化的劳动力，现在“滞留”或“回流”乌兹别克斯坦，给乌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和新的治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的失业率上升，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增加。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是乌克兰严重依赖汇款和海外工作来消化工作人口的行政机构之一。根据乌兹别克斯坦的官方统计，汇款在总人口收入中占很大份额的前五个州/共和国是:Huala submo (27.1%)、撒马尔罕(25.3%)、安集延(22.2%)、苏尔坎达里(21.6%)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20.0%)。与其他州不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是乌兹别克斯坦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消化回流劳动力的能力较差。
由于农业专业化和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缺乏相应的生产和社会基础设施，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社会经济发展潜力不足，城市化水平低于乌兹别克斯坦平均水平。2016年，乌兹别克斯坦城市人口比例为51%，共和国为49.0%。在其管辖的一些地区，如努库斯区，这一比例仅为21.0%，卡劳省赞斯克区仅为29.9%。
这也与共和国地广人稀，缺乏市场的规模效应有关。2019年1月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共和国每平方公里只有11.2人，在乌兹别克斯坦倒数第二，仅高于纳沃伊的8.8人。要知道，乌兹别克斯坦的平均人口密度是74.1，而人口密度最高的首都塔什干是7384.7。
商业收入、个人收入、私企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也从侧面证明了当地市场不发达，经济不发达。共和国的创业收入份额为41.0%，而乌兹别克斯坦为55.2%；个体户收入占比和小企业收入占比都在整个乌队末尾。
此外，生态环境也是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该共和国与咸海接壤。由于扩大棉花种植对阿姆河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咸海水位不断下降，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当地气温夏季上升10℃，冬季下降10℃。加上沙尘暴、风媒盐和农药残留的影响，该地区贫血、呼吸系统疾病和其他健康问题的发病率急剧上升。从1991年到2005年，共和国的出生率显著下降。根据2018年的统计，该地区的生育率和预期寿命低于全乌克兰的平均水平。近年来，每年大约有五六千人从这个地区流出。
虽然塔什干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如:向贫困和无行为能力的家庭提供财政援助；普及教育；建设社会基础设施，为人们提供电力、天然气和饮用水；保护和恢复咸海地区的生态系统，将咸海地区的发展作为国家政策的优先事项。但是这种小规模的滴灌并不能一下子解决系统性的挑战。
总而言之，一方面，侨汇收入减少，影响了当地人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不发达，无力吸纳数十万劳动人口，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系数。这是为了理解七月暴动的经济和社会背景。追根溯源，这场骚乱可以视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局势变化的副产品。重温“亚马逊雨林里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两周之内就能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句话，再看看俄乌冲突对地区和世界的影响，无疑会有更深的感受。
到处都是年轻的面孔
“年轻”是此次事件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词。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这次示威的组织者是年轻人。从现场的图片和视频也可以看出，参加抗议集会的都是年轻的面孔。7月3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访问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据乌克兰官方报道，当地长老在与总统的交流中表示遗憾的是，“在最近的事件中，个别青年代表犯了错误，实施了非法行为，受到外部颠覆势力的影响，屈服于情绪冲动。”
近年来，随着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一代进入工作年龄，共和国工作人口的比例大幅增加。如果我们知道共和国60%的人口都是年轻人，那么镜头里出现这么多年轻的面孔可能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整个乌克兰和共和国都注意到了共和国年轻人的问题。疫情发生前，2019年5月，“юксалиш”全国运动、全乌克兰青年联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努库斯举行了首次青年与政府的地区磋商，旨在让青年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为青年与政府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搭建平台。
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卡拉曼·萨里耶夫对此表示支持。他明确表示，“年轻人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想的不一样。我们需要改变与年轻人合作的方式。”因此，卡拉卡尔帕克斯坦政府在制定解决方案时需要考虑他们的愿望和利益。
为什么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不同？除了一般的代际差异，还与2016年米尔济约耶夫启动的新改革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有关。
上世纪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也推进改革，大力推进对外开放合作。但2005年安集延事件后，全国转向保守，加强人员往来控制，严控网络，几乎闭关锁国。这严重阻碍了国家的发展。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2019年5月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所说，乌兹别克斯坦的古代历史是辉煌的，现代历史也提供了重要的经验。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乌兹别克斯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之一，未能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并为迅速扩大的工作年龄人口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以至于“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增长方程”。
2016年9月2日，乌克兰独立后首任总统卡里莫夫去世。当乌兹别克斯坦进入米尔济约耶夫时代，米尔济约耶夫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力开展对外开放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人员往来明显增多。以2019年为例，在乌兹别克斯坦定居的外国人有2527人，移民有13246人，其中57.5%去了哈萨克斯坦，37.7%去了俄罗斯，0.8%去了美国，0.7%去了以色列。
人员交流自然会带来内外对比。哈萨克斯坦作为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移民国家，与乌兹别克斯坦接壤，GDP约为乌兹别克斯坦的2.8倍，人均GDP约为乌兹别克斯坦的5倍。以2021年为例，乌兹别克斯坦人均GDP为1983美元，哈萨克斯坦为1万美元；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内生产总值为692.39亿美元，哈萨克斯坦为1908.14亿美元。
此外，网络控制的自由化也增加了与外界的交流和知识获取。近年来，虽然乌兹别克斯坦的网络管控仍比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严格，但与2016年之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乌克兰政府对电子商务的重视和推动，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相关端口的开放，可以说乌兹别克斯坦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乌兹别克人民的生活和思维也已经“数字化”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乌兹别克斯坦非现金支付的激增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综上所述，这次骚乱的策划和动员都是通过社交媒体实现的，这是乌克兰进入“数字时代”后面临的新挑战。通过现实的交流和网上的知识获取，乌兹别克斯坦的年轻人完成了与世界的融合，前所未有地开阔了视野，让老一辈人清醒地认识到“年轻人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观念不一样”。应该说，乌兹别克斯坦和共和国都发现了这方面的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了努力。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和俄乌冲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加剧了相关问题和矛盾，以至于年轻人“受到外部颠覆势力的影响，屈服于情绪冲动”，“走上街头”。
外部反应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大国，其境内的这次骚乱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但各方的侧重点不同。
美国的基调总体温和，关键词是“关切”、“挺黑”、“人权”。首先，国务院对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事件表示关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以此表明美乌两国双边关系的高水平；其次，支持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完整，也就是说不支持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独立，让乌兹别克斯坦放心；第三，它呼吁对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事件进行透明的调查，并呼吁当局保护基本人权，包括和平集会和言论。此举旨在标榜他们一直宣扬的“人权”理念，同时又有一个可以轻松而又紧紧敲打乌兹别克斯坦的抓手。
俄罗斯的立场是和平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友好国家”，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的抗议活动是“内部事务”，相信塔什干将解决这些问题。它意味着两件事:一是宣示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特殊友好关系；第二，俄罗斯无意干涉乌克兰内政；同时表明了自己“事情不严重”的判断。这与今年年初哈萨克斯坦发生的国家动乱不同，那次动乱是“严重的”，俄罗斯有兴趣也愿意接受哈萨克斯坦的邀请进行干预。
欧盟的声明有些“调和”，强调“各方应在行动中表现出克制”，同时关注人权问题，呼吁对卡拉卡尔帕克斯坦暴力事件进行公开、独立的调查，呼吁乌当局按照国际承诺保障人权，包括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基本权利。
此外，骚乱还引起了一些国际人权斗士的关注，他们敦促米尔济约耶夫履行他的改革承诺，但没有出现风波。
谁的命运？谁的幸福和安康？
总的来说，这场骚乱既有“国际性”，也有“地方性”。国际化是指俄乌冲突对地区和世界局势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乌兹别克斯坦也不例外。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物价上涨，食品价格上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间接但严重影响了乌兹别克人民的收入。当支出增加，收入减少的时候，不满情绪的爆发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地位的取消，就是意外落在炸药上的火星。
“地方性”是指整个事件是地方性的，甚至就乌兹别克斯坦而言。虽然有些评论将其夸大为乌克兰独立30年来最大的一次骚乱，但这是夸大其词。事实上，当天骚乱很快被控制住，当地局势很快稳定下来。这一方面得益于乌克兰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控制能力，但更多的是得益于米尔济约耶夫自2016年上台以来给乌克兰人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发展利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发展中得到的好处，是乌兹别克斯坦控制局面，不致乱局的最大支撑。在共和国之外，暴徒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次骚乱也算是乌兹别克斯坦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小痛。乌兹别克斯坦虽然已经独立30多年了，但仍在探索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可以说过渡还没有完成。从转轨的角度来看，国家作为一个体系，在调整中释放一些能量是正常的，但要建立畅通的救济渠道。否则，这种能量释放将采取民众上街抗议等“非正常党派”的形式。
七年前，2005年5月12日晚，乌克兰东部安集延发生武装骚乱。13日晚，乌克兰政府采取措施平息武装骚乱。但这一事件改变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道路，转为闭关锁国的保守模式。目前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的骚乱不是安集延的翻版，乌克兰政府对此有着清晰准确的认识。相信米尔济约耶夫开启的改革之路不会中断。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体系最完整，潜力无限，地处交通要冲。它是中亚的核心，被称为“中亚”。其政策走向，无论是开放还是封闭，对中亚及周边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统计显示，2016年乌兹别克斯坦实行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济活力提高了40%。一个繁荣、稳定、开放的乌兹别克斯坦是乌兹别克斯坦人民的幸事，也是中亚和周边国家的幸事。
“我坚定地宣布，卡拉卡尔帕克斯坦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将继续加速，”米尔约耶夫说。卡拉帕克斯坦的命运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命运，卡拉帕克斯坦人民的幸福安康就是全体乌兹别克人民的幸福安康。“套用米氏鼓舞人心的话来说，乌兹别克斯坦的命运与中亚的命运相连，乌兹别克斯坦的幸福和福祉与整个中亚人民的幸福和福祉相关。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荣杰)
编辑:朱政勇图片编辑:乐宇峰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