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5日，《新华日报》的一篇报道说，上个月下旬，五架敌机轰炸了驻地地区，全城惊恐万状。燃烧弹落下，大地持续燃烧了30个小时。房子倒塌了，杀死了数百人。在森林里避难的难民遭到了更严重的轰炸…
同年9月底，日军飞机轰炸杏花山寨，千余人逃命，死伤百余人。熊抱怨道，“我的二哥，熊，被吓坏了。从那以后，他就疯狂地到处喊:飞机来了！飞机来了！快跑！去世两年后，二嫂改嫁，家庭破裂。”
1941年5月18日，日军“扫荡”信阳罗山抗日根据地，在余家洼集结男女，逼问抗日游击队下落。目击者尹向老人抱怨说:“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告诉游击队的消息。日军恼羞成怒，屠杀八十余人。”
1942年7月6日，游击队关连斌活跃在新罗抗日根据地，因军事失利落入敌人手中。在五里店地区，日军某部指挥官一郎(绰号“老黑头”)率部分游击战士和一个团500余人，乘装甲车于夜间到达五里店以西的月弯(一条穿过石河的深沟)，并将其暗杀。
受害者脱光衣服，站在沟边，双手被绑在背后。残暴的日本侵略军握着枪柄，向前奔跑，大喊大叫，把刺刀刺进背心，把尸体踢进深沟。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四点。这是日军在信阳县城杀死最多人，却不敢张扬的一次夜间大屠杀。
据董等四位老人控诉:1938年至1940年，著名的“万人坑”(在今天的玻璃厂附近)就在信阳县南关柳林大堤上的河堤下，日军在此杀人。我经常看到成群的中国人在那里被杀害。被害人被车拉走后，双手被反绑在背后，蒙上眼睛，每人用大刀或刺刀捅一刀，不论生死，一律掩埋。刘地地区至少有3500多人丧生。
据1944年在做长工的熊回忆，他的四哥放学回家，被日军抓走，关进水牢(今供销社产销部附近)。后来，他被活埋在吉星北大庙后面的西北角。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我们去挖他的尸体。当时他蹲在一个坑里，头上有一尺多厚的土。
1943年，王在街北大庙后面，亲眼目睹了村活埋一个叫李的年轻人，当时他只有20米。据彭绍南、谢等几位老人诉称:“1939年，寇军士兵抓住辛集张家湾青年张小拉，活埋。当年信阳城南的葡萄井，一次活埋了9个人。”
酷刑有各种名称，包括殴打、鞭打、浇冷水、煤油、辣椒水、电击等。赵登邦是酷刑的幸存者之一。他说:“1943年春，我到十里桥探亲，回到米。我在县城南关被日本宪兵逮捕，并坚称我是特务。
我拿出身份证，一次又一次的辩解，还是无济于事。我被打得体无完肤，还被抹了辣椒水，痛得要命。后来，两个日本兵把我扔进了地牢。监狱里的水像铁一样坚硬，黑暗而诡异。水齐腰深，顶很矮，只能弯着腰站着，嘴唇挨着水。屎和尿都溶在水里，让人喘不过气来。将来家里的人会被保释出来。"
1940年，日军在吉星高庙山、尖山、周楼、王刚、吉星街等地修路、筑碉堡、设水牢，大肆拆毁房屋，毁林占地，强行征用建材。200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被抓的壮丁被迫日夜工作。他们饥饿、贫穷、生病、痛苦。后来一部分人在豫南战役中当了苦力，逃到了外地。根据张的控诉:“1940年，我被抓到石梯坡日军据点当苦力。我们每天从山脚下运木头到山上修工事，稍微慢一点就要挨鞭子。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水仙桥有个叫姚的小伙子，个子太小，搬不动石头。日本人用鞭子抽打后，他从山上一脚踢下去，滚到一条沟里。天黑后，我们就地埋葬了他。”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信阳城乡征用工人和物资，修建机场、公路、铁路、桥梁、据点和工事，在丁格拉夫逮捕3.5万余人，拆毁房屋2.8万余间，将1000余亩良田变为荒地。
日军占领信阳期间，经济上实行“为战而战”，大肆掠夺。1940年至1942年，日军在信阳市设立了大光、三番、东福、金子堂等40余家洋行，垄断了信阳城乡市场，使米、麦、棉、布、食用油、木炭、木材、木柴(火车上不用煤油)、茶叶、木耳、竹、麻、铜、铁等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入日军仓库。在柳林、李家寨等集镇，用“日币”或滞销品掠夺粮食、棉花、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以解决南方侵华日军长沙、广州的补给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