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罡(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2021年1月18日，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罡在由上海地产集团、世博文旅主办的“城市更新、文化相伴、共享美空”文化主题讲座上发表演讲。本文由作者本人记录编辑审核。
上海是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我来说说这个话题。我意识到这是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正确在地产集团，它是上海最大的“地主”，是决定这个城市市政的关键机构。上世纪30年代，上海租界南京路、外滩最大的地主是哈通、沙浔，决定了当时的城市面貌。土地所有者对市政事务最有发言权，全世界都是如此。
恰逢其时，我觉得这两年“城市更新”的话题越来越热，城市改造中的“公空房”被谈得更多。以前在复旦从事哲学和历史工作的人都会讲，现在在同济从事规划和建筑工作的人也会讲“公共性”。太好了！我研究的一个领域是上海的历史。为了了解上海，我们需要把上海作为一个城市主体，了解它的本质和特点，并与其他城市进行比较。这座城市的精髓是什么？这座城市源于港湾，即“以港兴市”，造就了它早期的特色。然后对比其特点，我们经常说上海是“东方的巴黎”或者“西方的纽约”——后一种提到的比较少，1925年的《上海英文指南》中就说过，上海在时区上位于纽约的西方。上海和这几个城市不相上下，完全不相上下，没必要执着。上海当然有自己的身份特征。在7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它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城市，也与巴黎和纽约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一眼就能看懂。但是我们还是喜欢标杆和比较，因为我们需要。现在我们比较的是上海和北方，上海，广州，深圳。教授和我都认为深圳不能和上海相比。我们指的是比较文化。30年前，深圳确实是个小渔村，但我们不同意上海开放前是个小渔村。在1842年开埠之前，上海已经是一个首都了。不能说上海就可以像苏杭一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宋朝定的，马可波罗游记也这么说。上海的经济在万历年间达到顶峰，乾隆年间开埠，奠定了上海“南武庄郡”和“东南大都会”的地位。19世纪50年代以前，上海的市政结构与苏杭有差距，但差距并不小。它已经是一个大都市了。这一点可以从“16号店”得到证明。可惜十几年前就被拆了，目前只剩下一个“老码头”。上海是一座有文化底蕴的城市。都说上海一点文化都没有。这种错误的说法必须纠正。“海派文化”之前有“江南文化”是对的。只有修正之后，才能正确地谈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城市文化的宣传。我们都同意文化是存在的，我们应该保护它。
张扬是上海与生俱来的特色。
一般来说，西方城市有公共性，而中国城市缺乏公共性。总的来说，这是对的。中国的大多数城市起源于首都、州、县和城市。宫殿、衙门、军营是封闭的机构，缺乏公共性，这是对的。但像上海这样“兴港”的城市，其航运、贸易、商业、手工业、金融业、娱乐业，都是开放的行业，自然有“公共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2008年，外滩改造完成，防汛墙加长，过境车辆走隧道。空房间大开，眼前一亮。吴江教授、作家陈和记者们把它称为上海的“客厅”和“公共空室”，这确实很恰当。最近北外滩拆了长江码头，上海的“世界会议室”也要建了。我们还在焦急地期待着。
上海的宣传力度一直都比较大，尤其是在国内城市中。现在提到宣传，也提到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更新要有延续性，这是十年二十年前不愿意听到的。住新房不好吗？人家还想拆呢！这个道理需要慢慢讲。好在至少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城市更新要有序，城市文化遗产其实是上海最值得保护的东西。小时候的上海，在工业、商业、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都有很大的优势。现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相比，在一些领域的定位有所不同。还有什么？是生活方式，文化品位，消费习惯，社会习俗等等。这些东西附着在城市建筑、传统街区、制度习俗上，也就是所谓的城市文化遗产。旅游、演艺、消费、房地产和创意文化产业都依赖于它们。现在，我们不仅在说发展的“硬道理”，也在说一些文化的“软实力”。上海的文化底蕴是城市的软实力，这不仅是一种遗憾，也让我们失去了竞争力。事实上，软实力有时是非常优秀的。我认识了许多国内外的朋友。他们离开北京，在上海定居。都说胡同拆了以后，没有了“京味”，上海的“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还保留着。
“公共空室”和“公共性”涉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建筑学等多个领域。房地产学建筑的群很多，我有时候和同济的老师聊。我很高兴郑时龄院士和吴江校长与我们有着相同和相似的观点。
不同学科之间的一个焦点是“城市”。七八十年代以后，社会学家开始关注新英格兰和美国中西部大城市衰落的研究。但市政当局的“城市更新”却无可奈何，只剩下郊区化，旧城区的情况急剧下滑。当今美国“铁锈地带”的许多社区，如底特律、密尔沃基、哥伦布等城市，都是鬼城。大城市的城市衰退问题在上两次大选中已经暴露无遗。欧洲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但因为有文化遗产的支撑，巴黎、伦敦、汉堡的情况看起来要好得多。近年来，纽约、芝加哥、匹兹堡、巴尔的摩等城市的“城市更新”和“都市更新”逐渐完善。途径是利用文化遗产资源振兴房地产、创意和文化旅游产业。
“郊区化”不能解决城市病，更不能消除大城市的社会矛盾。它造成的最大问题是，市中心生活失去了“公共性”，而郊区生活则陷入了封闭状态。美国哈佛大学的普特南教授有一篇论文《独自打保龄球》，讲的是郊区化以后，社区崩溃，公共交流减少，市民社会质量下降。不幸的是，上海90年代以来的郊区化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上海市中心外建的住宅楼都是大而封闭的，缺乏公共设施，一部分集中在商场里。居民区的社会生活的公开性比市区差得多。大社区交流不容易，设施少，不宣传。我们为什么喜欢去欧洲旅游？欧洲的老城区更新更好。在罗马，我们看到了2000年前的废墟，却有室内空的曲子和马桶。米兰的DOMO大教堂是中世纪的，购物中心Galleria是19世纪的。城市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功能基本都保留在市中心原有的建筑和街区里。罗马是首都，政府职能太强，公共性差。但是，很多老建筑，老街道，老社区，靠旅游业维持着，看起来真的很漂亮。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巴黎是现代高速节奏和传统休闲生活结合得最好的城市。塞纳河边有飙车和旧书摊。这座城市有中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蓬皮杜中心，延续性很好。
对中国的宣传不够，中国城市的起源。“六大古都”是按照军事要塞和行政中心的功能设立的。行政中心是自上而下的，不是雅典和罗马，是为了商业，贸易和航海，为了市民的生活，按照市民的制度。中国今天的大城市，大多是在古代城市三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都是从行政市起源的。要么是军事要塞，北京在元朝之前就是军事重地。都城和要塞的宣传很差。唐代长安城的大街小巷都是禁止开窗的。宋代的开封和临安要好得多，于是有了《清明上河图》。一直到清代北京的胡同，首都的生活都局限在四合院和宫殿里，社区本身也是封闭的，与19世纪上海的福州路和张远路的马路生活完全不同。
城中最重要的行政空房都集中在衙门附近，如衙前街、薛倩街、教场路等。薛倩街在文庙前面，校园是训练场。上海也有县衙、自习室、补锅匠，但上海的中心不在城内，而在城东门外。到了清代，“十六铺”远比城里的“虹桥”繁华。从一开始，从730年前建县开始，上海这座城市其实就是一座普通人的城市，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什么是“上海”？上海镇在宋代是一个贸易办事处，是一个海关和税务机构。它最初的目的是向这里与大海相连的商人收税，看中的是码头。所以我对上海的定义是“以港兴市”，先有港口，后有上海。这个海港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在宋代，上海是连接江海的港口，南达福建、广东，北至天津、山东，往来数千里。它是从上海的码头、集市、商业和加工业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从衙门发展起来的。上海是民间的、商业的、交际的，所有这些特征加起来就是“公共性”。
“以港兴市”引来了“五杂处”。各地商人在上海十六铺居住，自发组织起来，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公共性”，那就是同乡、同行的会馆。商人聚在一起讨论问题，讨论规则，判断谁对谁错。该奖励的就要惩罚。这些职能在西方是宫廷，在中国很多是会馆。上海的几个大院，福建人的三山会馆，山东人的商人会馆，苏州人的钱会馆，近十年都被作为文物保存和修复。千叶会馆搬到了豫园东北角，但是很多都拆了，比如赵广CCBA，思明CCBA，很可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千叶会馆相当于乾隆时期的金融会馆，商船会馆就是当时的航运交易所，三山会馆就是福建商会，赵广会馆就是粤会。后两个公会还在上海举办了“小刀会”，很有纪念意义。上海有那么多宁波人。西藏路11号铺北侧的思明CCBA新会所，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坚固西式建筑。从到王，多少名人在里面开会、演讲，宣传力度很大。把这些拆了就可惜了。
除了本土渊源，上海的公共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来源，那就是存在了一百年的租界。这个需要好好解释，但是今天时间不够。对租界的理解是殖民地。实际情况远比大批判复杂。上海的主体是租界，“北市”超越“南市”。然而，上海租界不是殖民地。我一直想告诉你，租界不是殖民地，租界就是租界。它们完全是清政府租给外国人的自治区，相当于现在的街区行政。到了民国时期，中国代表“董华”也参加了这个自治机构，它在法律上是一个区级自治政府。浦东开发的时候，陆家嘴在搞土地批发。当时有批评说你又要搞租界殖民地了。我说陆家嘴连租界都算不上，因为开发区的行政权在上海市政府。上海不是殖民地，但和殖民地香港一样，上海引进了非常完善的英美法律体系，独立运行了100多年，甚至比很多殖民地城市还要完备。是上海对外宣传的重要来源。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现代市政制度输出到世界各大城市，比如上海的银行制度，就是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簿记制度。后来，当地银行也参与进来，并进行了现代化改造。
维多利亚时代，基督教从英美输出，所以上海有很多教堂。各种教派附属的大学、中学、医院、出版社、报社、博物馆、图书馆建筑不计其数。有一个大概的数字。上海房产出租的楼房、公寓、新村，大部分都是教区资产。上海的教学相关建筑比现在多很多，现在还剩下很多。我们知道，教会的公共性很强，西方市政体系的公共建筑大部分都属于教会。另外，现代市政制度是围绕公共性而建立的，上海福州路的工商所大楼就是典型的市民会堂，是市民讨论政治的地方，具有公共性。当然，人力车夫不能随便进去，但一般正派的市民和商人都可以进去。接待大厅是按照欧洲市政厅的模式设计的。这栋建筑需要翻新。10年前，我听说有一个“市民活动中心”的计划，这是绝对正确的。最近几年，不知道会用于什么目的。反正是要装修的。
大型公共建筑周边的城市公共空房改造、改造、扩建，总能取得不错的效果。我们有正面和反面的例子。今天的“徐家汇苑”以徐家汇大教堂为中心。气象局谦恭的拆除了二级建筑腾出空间空。世纪集团在那里建了一个“徐家汇书院”，有主教府，图书馆楼，徐汇中学，气象博物馆，徐光启墓，一个完整的文化公共室空，非常漂亮。相反，石楠的董家渡堂虽然保留了下来，但周围的老附属建筑都被拆除了，陆家、贾珠、马家、艾嘉等大家族的遗迹都不见了。一点社区感都没有，原来的公共空房间反而被改造成了封闭的社区。从外滩源到徐家汇源，上海东和西，都是我们努力命名的，的确是上海文化起源时期最重要的两个公共空房间。现在我们把徐家汇园和外滩源作为海派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只能说是兼而有之。事实上，虹口是“海派文化”的源头。外滩北部的虹口地区是早期海派文化的发源地。现在，海派文化得到了从上到下的肯定。以前海派文化不好说，有些真的是糟粕。但是，海派文化的本质是它的市民性和公共性。
福州路上世纪80年代还叫“文化街”，现在已经没落，很多文化遗产难以更新利用。辛亥革命前后十年，福州路的公共生活简直不可思议。国内所有重要报纸，如《申报》、《新闻》；国内最重要的出版社，商业，中国，开明，生活，都在。新闻出版也是公空室，就像今天的数字网络也是空室一样。我们称网络为虚拟空房间，福州路是实体空房间，有茶馆，餐厅，剧院，当然还有妓院，书屋，。一百年前，这是上海、中国、亚洲最大的市民空房。与伦敦的“舰队街”相比，它产生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等。福州路的辉煌是无与伦比的，但就这样束之高阁，弃之不用，它的文化底蕴也就失去了。与复州路同名的张远，也是静安区政府在修复李大忠时正在修复的，希望能把这个参与过民国建国的地方修复起来，拯救给中国人民。
我写过一本小册子《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我把南京路定义为早期全球化的成功案例，比今天的“全球化”更成功。南京路、石现、永安、新兴、大兴有四家百货商店，都是广东人开的。很少有人提到，前面有四家英国老牌百货，分别是福利、罗惠、泰兴、连卡佛，它们既是全球化的，也是本土化的，是上海人自己的“全球化”。这次南京路修得很好。东端连接河南路和外滩，有几个地方是按照维多利亚风格建造的。它看起来很漂亮。并不是世界上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各地的维多利亚城市，包括像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悉尼、奥克兰、香港和孟买这样的城市，很多建筑看起来都很像上海，但上海绝对是其中的第一个。旧金山建于1849年，上海比它早几年开埠。芝加哥建于1837年，比上海开埠早几年，但在1871年的大火之后，许多建筑和街区几乎与上海同时建成，几座教堂、发电厂和百货商店都非常相似，装修得很好。比如上世纪20年代上海南京路的建设规模，就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南京路上有四家大公司，新老都有，这是其他城市没有的。为什么上海人会怀念南京路和上世纪20年代？因为当全国各地的人到了上海，他们感受到了一种解放感，一种只存在于“大世界”的释放，有宣传在起作用。
城市更新的前提是延续性。
说到城市的延续性，最好的例子就是罗马。两千年来，从地面上可以看到罗马这座城市。威尼斯宫殿的建筑材料取自古罗马的废墟，几处露出古老的红砖墙。许多人仍然住在中世纪的房子里。Xi安也有2000年的历史，但在地面上几乎看不到。如果你想参观陵墓，它将被烧毁。中国人喜欢烧毁前政权的建筑，这是根深蒂固的。嬴政、项羽、刘邦、刘彻、王莽、李世民、朱元璋都差不多。清朝的曼努尔哈赤和多尔衮并没有打着“清程明制”的口号拆掉紫禁城，这是个例外。中国的城市连续性不好，欧洲好，美国之前不好。也是在摊大饼，盖一块，让一块。
在19世纪50年代，巴黎有一个城市改造的“奥斯曼计划”。在中世纪蛛网般的街道上开辟了圣日耳曼街、圣米歇尔广场等几条大道和广场，增加了公共空房间。然而，人们很快发现这样的开膛破肚对文化遗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所以适可而止。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巴黎规模合适，新旧相得益彰，既有活力又有品位。当时巴黎也想拆了建，但是效果不好，就停下来慢慢规划，了解后再重建更新。今天的巴黎基本都是18、19世纪的，一些16、17世纪的老小区也保留了下来，特别有味道。例如，东北角的马和社区变成了一片沼泽，满目疮痍。改造后，这里是巴黎最吸引人的时尚区。
在“江南文化”时期，上海有许多明清时期的园林、书店和公馆，豫园、文庙、楼和九间楼是仅存的几处。上海在19世纪和20世纪留下的社区遗产更加辉煌。上海融合了东西方，“海派文化”时期的魔都建筑，从外滩线到河南路以东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基本保留了下来，西区徐汇的恒福风貌区也还能留下。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南外滩的16号店，拆的太多了，城市的记忆消失了。这就是上海“以港兴市”的源头！南宋都一千年了！
城市的记忆被破坏后，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地位下降。四川路、乍浦路、海宁路一带，是上海和中国电影业的发源地。那个地方有一系列近十家电影院。当年商务印书馆拍一部电影，在百米之内放映，就产生了中国的电影工业。不幸的是，“Reimus”虹口大剧院已经被拆除。上海的电影业和巴黎、纽约、好莱坞是同时期的，现在一点影子都没有。拆迁之后，新建筑的雷同也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现在的一二线城市，比如上北广深，苏杭宁都差不多。也许以后会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但今天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建筑设计院用了一张图纸，修改了一下，东西南北到处建。我在深圳找了一栋楼，跟徐家汇公园东侧那栋一样。近二十年来，上海出现了“邬达克热”。为什么怀念邬达克？他是那年被上海一个房产中介从欧洲找到的。设计公司如公羊行设计标准建筑，个人公司如Hudak需要设计一些个人建筑。果然，他提供了许多意大利，西班牙，拜占庭，英国村庄，和现代主义建筑。胡达克的每栋房子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是独家设计的。当年上海有很多建筑师，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有巴黎的，最晚也有德国包豪斯学院的。
如前所述，外滩源、徐家汇园和豫园商城的改造都是相当成功的。条件有限，目前能保存就行。有的教授要求原保护，现有功能无法转换。这是做不到的，也不符合“更新”原则。比如新天地、田子坊本来就是住宅区，是房子的功能。我觉得有可能转为商业、休闲、创意行业，否则什么都不能保证。经常进行建筑物的功能改造。看1948年的上海旧地图。许多临街的房子被打开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这排门才被拆除和关闭。当然，像现在的武康路，最好不要改变居住功能，保留民国的街道特色，成为打卡胜地。徐汇区文化局开发武康路历史文化名街时，有想法，没有改变功能。一上报纸就批了，因为武康路的文化底蕴太丰厚了。每家都是名人故居，建筑和环境都很好。都是三四十年代建的。洋人走后，汪伪军和国民党官员进去住，后来老干部又进去了。房管所已修缮完毕，房屋状况良好。现在已经成为景区的一部分。吴江、陈提出“永远不拓宽的路”，规模和功能不变，是最好的。但是武康路的商业化也很强。希望适可而止，不要再变成大商业区。
这一波徐家汇商圈改造，走廊贯穿五路交汇的辐射圈，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徐家汇商圈繁荣之后，十几年来一直处于困境。缺乏公共空，道路分隔严重，导致游客和顾客难以导入，很少入住。现在有三层空房间，空用走廊连接，下面地面通讯，地下地铁通道。徐家汇有三层交通空房，完全立体化，然后做成系统化的公共空房。徐家汇园中心区不断翻新，浦西最高最大的建筑建在远处的徐家汇中心，会比以前好很多。现在徐汇区很多人认为，可以把徐家汇商圈搬到万体馆去建，把徐家汇文化遗产申报为世界级遗产，这样对上海更有利。然而，木已成舟，往事不可追。现在的改进方案是对三十年前改造方案的补救。
建设好城市。
上海经过170多年的快速发展，老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巨型城市。留下的社区很大。上世纪50年代，500万人口，中山路老城区有上亿平方米的老建筑。我们可以用数据来建立这样一个概念。1845年开始的英租界，外滩到河南路只有835亩，后来美国又在虹口拿了一块地。1848年，英租界扩大到2820亩，1893年扩大到1万多亩。终于在1899年，公共租界获得了33000多亩。50年增长了41.7倍，年均增长7.8%。法租界和中国的情况差不多，只不过闸北、石楠、吴淞、江湾、五角场被战争摧毁了，否则老城区的建筑体量会更惊人。上海经济力量强大，城市建设面积扩张非常快，甚至比今天的速率论还要快。一百多年来，上海的建筑风格经历了东印度公司风格、维多利亚风格、文艺复兴风格、欧洲乡村风格、美国装饰艺术风格和现代主义风格。建筑历史学家认为上海是全球城市中风格最丰富的城市，并称之为上海的“黄金时代”。
上海就是这样，从十六铺(南外滩)开始，一步步走下黄浦江，外滩，北外滩，杨舒浦东的外滩，然后是龚俊路，然后是吴淞口，入江入海。民国时期的“大上海”当初遵循“文脉”，选择江湾建五角场是对的。上海在长江沿岸就经历了这样一个“以港兴市”的过程。然而，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在20世纪，一条路线沿着上海的“主干道”向西发展。公共租界从南京路向西延伸，加上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等五六条路。主力是南京路，向西经过静安寺路、豫园路、虹桥路。这种“语境”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一·二八”和“八·一三”战争后，上海的北、南、东三面凋零，上海的西骤然凸显。直到今天，它仍然沿着下一个虹桥、许婧和赵翔向西发展。我们去看看。这里是上海土地拍卖密集区，价格最高。我一直说上海的房地产和社区发展是“东扩”还是“西扩”，这是一个疑问。我的观点是“北上”和“南下”都不强。只有能同时连接江浙的“西扩”，也就是青浦，动能储备最丰富。20世纪，上海沿南京路向西，就产生了哈通。哈是南京路和静安寺路的大地主，据说三分之二的地都是他的。中苏友谊大厦，现在的展览中心，原来是他的“爱丽花园”。
上海的核心竞争力是文化，不仅是精神上的“海派文化”，还有物质上的社区文化和建筑文化。当城市被重建和更新时，文化因素应该被考虑进去。我们城市的发展是非凡的，它的遗产是众多的。本来上海就有很多核心竞争力。比如上海有中国最早最大的近代航运、贸易、工商、金融、文化、教育、科技事业，这些都是建筑留下的。远东的金融中心，中国现代工业的发源地，江南制造局，招商局，怡和纱厂，英美烟草都还有遗迹可寻。50年代以后，上海庞大的工业规模去了江浙，工业优势没了。今天的区域发展，有一个地方是我非常赞成的，那就是临港重大装备工业区。要说上海有工业，东京的优势在于它的众多工业。2000-3000万人口的上海，如果没有工商业的繁荣，是很难维持的。上海在医疗、教育、科技方面有区域优势，医院、高校、科研院所还是能进前10的。瑞金，钟山，华山，仁济还是不错的，复旦，交大，同济也不错，但是我觉得最有优势的还是城市的综合文化实力。我说的是城市文化整体的国际化、大众化、公共化。在这方面，上海甚至不比北京差，但绝对比深圳、广州、南京、苏州、杭州、武汉、成都、重庆好很多。上海的文化底蕴其实比他们更丰富，所以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要认真对待。
事实上，上海在城市更新方面有很多经验。前面提到的“保持城市发展的文脉”、“永不拓宽道路”、“步行城市”都是上海学者提出来的。北京的胡同以前是串串的，现在大部分都拆了。不拆不改的造成了有钱人的深宅大院，宣传却差了。贴近市民是城市的本质。上海旧城区的道路依然有人行走，有人交流，人们在这里创造新的生活，有活力。在北京的路上，大院很大，机关很多。走半个小时也找不到24小时便利店。很多有趣的活动都是在封闭空的房间里进行，普通市民会觉得不够亲近。最近，副市长明宗主编了城市读本《建筑可读》，又有一个想法出来了，就是城市建筑和社区可以作为文化资源来欣赏，作为文化产业来发展。建筑文化真的是可以享受和经营的。很多人委托我们设计行走路线。一条路线我们可以走半天，坐下来吃午饭，下午还有空再走。这就是文化和旅行结合的原因。目前疫情出不了国，连江和浙江两省边界断断续续。每个人都只能走在自己的城市里，深度旅行，所以我们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城市空。江浙和全国的游客都不能出国。如果他们来上海看外滩、徐家汇、武康路，会半路出国，但只是一小段路。日前有报道称，上海的咖啡馆数量已经是世界各大城市中最多的了。我相信外地人可以在家里喝咖啡，而上海人把咖啡作为一种交流方式，在公共空房间里喝，这就导致咖啡馆的数量大量增加。上海的咖啡馆肯定比北京、深圳、广州多。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一方面是空之间的特色。85度C在上海开第一家店的时候，说了一句很不恰当的话，说要把台湾省的咖啡文化带到上海。他们不知道当地的咖啡传统要深得多。
现在，我主张，好的城市不是建出来的，而是造出来的。建筑的时候，设计师的设计总是有瑕疵，不完美，与环境不协调。不过可以慢慢改，最后会变成好楼，好小区。这个原则是思南公馆和吴江教授上次讨论时提出来的，大家都同意。城市不是在翻大饼，而是在不断的拆大饼，建大饼，拆大饼。从这个角度来说，徐家汇园比陆家嘴有趣多了，社区活力更强。豫园路这几年火了，主要贡献就是主编徐锦江不停地写。豫园路街修好了，现在看起来很不错。也许可以改造成一个新的好社区。
上海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好的理念，那就是“以人为本的城市”。这个口号是世博会之前说的。以人的尺度和人文价值来建设和改造我们的城市，这是基本理念。2010年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以人为本”价值观的体现。
现在，上海决定将世博园旧址归还市民，开发成“世博文化公园”，成为与纽约中央公园、旧金山金门公园规模相当的大都市中心的公共空室，这无疑是全体市民的大福利！自然也会在上海城市更新史上写下最浓重的一笔！
编辑:于淑娟
校对: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