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博物馆崛起,如何让“乡土文化”成功出圈?

博物馆既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又是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担负着文化传承、文化传播和文化创新等重要职责。刚刚过去的5·18国际博物馆日,以“博物馆的力量”为主题再次揭示了博物馆在社会发展中应有的责任担当和文化力量。

近年来,在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博物馆风潮引领下,我国各类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热度不减。据国家文旅游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新增备案博物馆395家,备案博物馆总数达6183家,排名全球前列。虽受疫情影响,2021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仍高达7.79亿人次。

与此同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昔日只有城市中才有的博物馆,也在我国星罗棋布的众多乡村中快速崛起,成为振兴乡村文化、展示乡村文化、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平台。那么,乡村博物馆都长什么样子?与城市博物有哪些区别?如何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我国乡村博物馆建设探索与实践

关于“乡村博物馆”这个称谓,目前在国际博物馆学上还没有明确、统一的概念和界定,其在不同的场景下有不同的具体内涵。放眼世界,因有很多知名博物馆位于乡村,故而被冠之“乡村博物馆”。

在中国,“乡村博物馆”形态脱胎于历代保留下来的宗祠、名居以及新中国建设初期的“村史馆”,后期亦吸收国外乡村博物馆和家庭博物馆的建设经验,衍生出民俗博物馆、生态博物馆、非遗展览馆、大遗址公园、古村落博物馆、名人故居等多元形态。

1988年,青州市何官镇南张楼村成为德国巴伐利亚州某基金会与山东省进行土地整理项目的试验村。在项目组德国方面帮助下,张楼村依托400多年的建村历史及500多件乡村“文物”,于2000年建成了南张楼村民俗博物馆,博物馆建筑面积2208平方米,采用典型的北方民居建筑风格。

十六届五中全会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引下,乡村博物馆伴随农村文化事业繁荣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2012年11月28日,素有“天下第一村”之称的江苏华西村大型文化工程“华西村博物馆”建成开馆,建筑设计融合了故宫的太和殿、乾清宫、角楼、红墙等元素,馆内设有书画馆、古陶瓷展区、工艺美术精品展区等,总面积达1万平方米,堪称“华西版的小故宫”。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后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做好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优秀村落建馆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先后通过五批次全国性调查,将6819个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网站截图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十三五”时期,各地科学发掘、保护和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主动作为、亮点纷呈、成效显著。例如,2013年《山东省城镇化发展纲要(2012—2020年)》提出,打造一批“活态化”乡村博物馆;北京市“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新建100家社区(乡村)博物馆;2016年吉林省启动“吉林印记——乡村博物馆”项目建设,先后建成乡村博物馆91处。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在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以及建设“美丽乡村”、让人们“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城乡和谐发展理念引导下,如何通过文化赋能的方式打通乡村博物馆建、用、管环节,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课题。

2022年3月,文旅部、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不仅廓清乡村文化产业矩阵的潜在资源要素,也为乡村博物馆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同年4月,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文物局印发了《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建设指南(试行)》,提出“十四五”期间全省将建成乡村博物馆1000家。并从基本定义、建设目标、建设要求、服务要求、运管要求、认定程序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规范。

这是全国首份“乡村博物馆建设指南”,首次提出“乡村博物馆”的基本定义:乡村博物馆是位于乡村范围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重点展示、传播、收藏和传承地域历史文化、特色文化、革命文化及乡村生产生活、非遗保护、产业发展见证物,向公众开放,具有博物馆功能的文化场馆。位于乡村的国有和非国有博物馆可纳入乡村博物馆系列。

至此,文博“春风”席卷广袤的中国乡镇和村庄,各地的先进做法和创新模式不断涌现。

乡村博物馆与城市博物馆开发的差异

与纯粹的城市文物类、综合类或主题类博物馆不同,乡村博物馆源于乡村,生长于乡村,既承载着在地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使命,又肩负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与产业融合等职能。然而,随着乡村博物馆建设进入快速升温期,各地探索实践案例虽层出不穷,但也暴露出了诸如极端化、同质化、形式化等误区和共性问题。

一是定位不准,片面追求“高大上”

不少地方规划建设乡村博物馆时,忽视了本地文化资源特色和自身实际,一味模仿国家或省级大型博物馆的模式,人为“贪大求全”、追求“高大上”。由于目标定位不明确,导致展品收集、陈列展示与当地生产、生活、文化等内在关系相脱节,更有甚者大量收集仿古文物“扎馆子”,给乡村博物馆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严重的危机。

例如,位于河北省冀州市冀州镇二甫村的“冀宝斋博物馆”,由当地颇具实力的“明星村”二铺村斥资5400万元兴建,主体建筑面积14000平方米,收集了4万多件“重量级”藏品,2010年冀宝斋博物馆落成时,号称“中国最大民间博物馆”。然而,博物馆开始运营不久,因颇受争议的众多“奇葩”藏品以及缺少正规注册手续,被当地有关部门责令闭馆整顿。

2013年河北新闻网关于“冀宝斋博物馆”闭馆整顿的新闻截图

二是相互攀比,扩大规模“撑面子”

有的地区在推动乡村博物馆建设中,不是充分考虑乡村振兴、文旅融合以及文化遗产活化之间的共生关系,而是一味追求乡村博物馆建设的规模、数量和表面形象,甚至在投资规模上相互攀比,提出“一村一馆”“百镇千村”等工程,忽视了乡村博物馆最基本的承载量和社会效益。在资金使用上重视建筑的外观,轻视内部陈列内容。

与城市不同,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都适宜建立博物馆,村村都建既不可能,更没有必要。乡村博物馆建设必须与乡村规划相衔接,与乡村的整体风貌及周边环境相融合,与乡村常住人口数量及文化需求相匹配,做到依村而生,因村而异,不攀比,不生造,不搞一刀切,更不能以规模决定容量,以数量代替质量。否则,最后不仅会失去“面子”,还会失去“民心”。

三是目光短浅,只生不养“难维系”

近年来,个别地区在推动乡村博物馆建设中曾经发生过如此景象:轰轰烈烈地“建”,热热闹闹地“开”,冷冷清清地“守”,无声无息地“关”,给乡村博物馆建设与健康发展蒙上一层阴影。例如,全国乡村博物馆建设的“优等生”——浙江安吉县2016年也曾曝出过类似新闻。

乡村博物馆“重建轻管”的相关报道截图:浙江新闻网

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症结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乡村博物馆建设普遍缺乏长远规划和制度设计,只注重场馆的硬件建设,忽视相应的软件配套建设,如博物馆急需的专兼职人员编制、常规运营管理经费以及长远发展的规划和相应配套政策的支持等。因此,要站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整体推动,使其真正成为实现富民强村的重要载体。

四是千篇一律,展品展示“同质化”

游览过乡村博物馆的人大都有这样一种印象:馆内陈列因陋就简、简单乏味,几乎都摆有水车、耕犁、箩筐、扁担、旧家居、老灶头等早已退出生产生活的老物件,有的甚至成为堆放老物件的储藏室。由于缺乏专业化展陈体系与现代博物馆叙事手段,最终沦为千篇一律的“鸡肋”。

每个村都有一部独特的历史,都有个性化的东西沉淀着,有些古村落,人文历史丰富;有些名人村,历代名人辈出;有些特色村,曾是农林牧渔的代表村。乡村博物馆建设要针对不同类型的村,提炼乡村精神,讲好乡村故事,努力做到“土”得有文化底蕴、“土”得有地方特色、“土”得有时代新意,才真正活起来、动起来、红起来。

乡村博物馆建设的策略与路径

综合当前乡村博物馆建设现状,文化产业评论分析认为,乡村博物馆是我国中小城镇特色发展中的新事物,承担着传承乡村文化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推动乡村振兴和促进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现实责任,应着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引导。

一是强化规划对接,有度有序推进

乡村博物馆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无论是构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还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都需要乡村文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因此,在乡村博物馆建设中,要充分对接各级相关发展规划,如文旅发展规划、文物保护规划、农村农业发展规划等,切实把握规划的统筹性、项目建设的适度性和政策支持的协调性,避免决策冒进和盲目扩张。

在策略方面,可充分吸收借鉴“浙江经验”,发挥各级文化和旅游及文物部门的牵头作用,结合地区实际制定出台乡村博物馆建设指南或专项工作实施方案,通过目标牵引促进省、市、县三级联动,分级分批有序推进。如,浙江省目前共有908多个乡镇、19920个行政村,而建设目标仅提出,“十四五”期间,全省建成乡村博物馆1000家。其中,2022年建设乡村博物馆不少于400家。

二是强化功能定位,力避简单复制

与基层文化活动中心(村文化活动室)等公共文化服务阵地不同,乡村博物馆虽然担负了公共文化服务职责,同时也兼顾了在地文化遗产活化传承、文旅产业融合及乡风文明建设等功能。因此,乡村博物馆的定位不应追求场馆的面积、展品的精美、装饰的豪华等表面效应,要将主要资金和精力投入到保护、展示、宣传、教育、研究等服务功能上。

在策略和路径方面,首先要突出特色化,结合当地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特色,做到“一馆一策”,不要简单复制、千篇一律。其次要因村制宜,针对不同类型的乡村,突出“一村一品”,如非遗保护项目较多的乡村,可建设乡村非遗展示馆,全国旅游重点村可依托乡村民宿打造乡村民俗体验馆等。再次要讲好故事,要加强乡村博物馆讲解服务,让老物件开口说话,让旧时光温暖人心。

例如,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李家疃村有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落,通过对全村古街巷、古民居进行保护和修缮,并建设了李家疃乡村记忆博物馆,整个博物馆展出各种展品300余件,融入了李家疃村独特的建筑文化符号。自2017年开馆以来,不仅宣传李家疃村建设风貌,还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成为全省闻名的特色旅游村和省级研学基地。

三是强化运行管理,提升规范化水平

目前,各地乡村博物馆建设数量不断增加,但在实际运营管理的过程中,依然存在展品不够丰富、设施管理欠缺、人员配备不足、运行模式单一等短板。因此,推动乡村博物馆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势在必行。在国家层面,应以浙江等省乡村博物馆建设试点为引领,通过先行先试为全国乡村博物馆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标准。

与此同时,要结合创新实践加快制定《乡村博物馆建设认定标准》《乡村博物馆管理办法》等政策机制,积极推动乡村博物馆走上规范化发展的快车道。在建设及运营管理模式上,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改革创新”的原则,探索乡镇、村(居)、合作社、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多元化投资及运管模式,促进乡村博物馆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互哺。

例如,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小舜江村乡村博物馆,是当地知名的红色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年来,小舜江村引进浙江红色芳华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统筹规划全村旅游资源,并提出“大门常开、活动常态、内容常新、服务常设、品牌常驻、效益常在”的“六常”运营理念,形成了“自驾线”“骑行线”“溪游线”“研学线”等多条特色线路,成为绍兴市示范乡村文化博物馆。

结语

乡村博物馆作为一种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是促进乡村文化活态传承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也是一项艰巨而深远的乡村文化工程。各级政府在推动乡村博物馆建设和发展中,应进一步强化政府主导责任,做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积极探索产业化运营和市场化运作模式,走出一条以文润富、以文促富、以文化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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