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英国旅行者之间的奥斯曼帝国观，各有什么特色？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旅行者对奥斯曼帝国的记载各具特色，但也有一些共性，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司法制度和社会生活，如饮食、妇女、婚姻与性道德。因为饮食、服饰、婚姻等是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的文明都要面对的基本问题；而宗教是当时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基督徒，自然非常关注伊斯兰教的特点，这正是奥斯曼人与西欧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
旅行者的奥斯曼帝国观比较
加之奥斯曼帝国当时非常强大，不断对外扩张，威胁着欧洲国家的安全。因此，对伊斯兰教和奥斯曼帝国军事司法制度的关注成为情理之中的事。在四位旅行者中，达拉姆与众不同，他是作为伊丽莎白女王派出的使者前往奥斯曼帝国的，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而其他三位旅行者关注的问题共性比较多。
例如，比杜尔夫、布朗特和芒迪都记述了奥斯曼帝国的司法制度，关注对犯人的刑罚，布朗特和芒迪还记载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军事体系、贝尔格莱德的防御工事、重要建筑、英国人的伊斯兰化、服饰等。具体到每位旅行者而言，因为各自的人生经历、受教育程度、身份、旅行目的不同，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的记载各具特色。
达拉姆是机械师和艺术家，其旅行目的就是在穆罕默德三世面前演奏风琴，所以他的叙述重点是在塞拉格里奥的经历，对奥斯曼帝国苏丹和宫廷生活的记载是其游记的主要特色；达拉姆阳光友好，但洋溢着一种艺人的单纯天真，涉世不深，“恐惧”是其奥斯曼帝国观的突出特点。
比杜尔夫是一名新教牧师，去奥斯曼帝国的目的是做阿勒颇的英国社区牧师，所以他时刻警惕自己被其他宗教污染，对奥斯曼帝国的观察是基于宗教立场，以基督教新教为评判标准评判所见到的事。比杜尔夫老练成熟，但是一个偏激的卫道者，代表了传统宗教势力，“诋毁”是其奥斯曼帝国观的关键词。
布朗特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律师，他经验丰富，勇于求知，追求实证，相对公正，其旅行目的是考察了解奥斯曼帝国，所以布朗特不同于前两者，他批判地看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记述丰富，涉及伊斯兰教的政治性、奥斯曼帝国的礼仪、道德观、性道德、洗浴、禁酒、咖啡消费、乞丐、军队的文明、埃及社会、将军的娈童等，而且他的叙述是观察的结果，更加客观公正。
芒迪是一名商人，在奥斯曼帝国做生意，享受到了这个国家对商人的宽容与优待，所以他更关注奥斯曼帝国的贸易情况，记载了奥斯曼帝国的商业、政治生活、妇女服装等，其写作是为了让身边的朋友了解更加真实的奥斯曼帝国。
芒迪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是积极、理性的，关注商业与不偏不倚的态度是其奥斯曼帝国观的主要特点。可以说，布朗特和芒迪的游记代表了17世纪上半期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崭新的奥斯曼帝国观。
批判与褒扬
16—17世纪英国出现了一些专门论述奥斯曼帝国的著作，尤其是关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著述，这些著作的作者即使没有亲自去过奥斯曼帝国，也努力尝试利用有关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手资料，对英国人了解奥斯曼帝国意义重大。这一时期，英国蓬勃发展的浪漫小说、戏剧也多以奥斯曼人为其主要对象。
如果进行横向比较，相对于这些作品而言，亲自到过奥斯曼帝国的旅行者的记载因来自实地考察和独立思考，因而更为真实、客观，成为英国人了解奥斯曼帝国的重要资料和参考，英国人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也逐渐变得更加客观、积极，游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纵向来看，与中世纪时期相比，16—17世纪英国旅行者的奥斯曼帝国观也有了非常重大的进步，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更加真实，本文中所分析的四位旅行者就是典型代表。而在这四位旅行者中，后二者即布朗特和芒迪的奥斯曼帝国观更为进步，他们的奥斯曼帝国观经历了从传统到进步的转变。
所以，这四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逐步递进、逐渐发展进步的关系。具体来讲，我们认为威廉·比杜尔夫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仍受到16世纪之前的奥斯曼帝国观的影响，是传统的。
托马斯·达拉姆虽也受到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但他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也有积极的方面，他的奥斯曼帝国观是复杂的、多元的；亨利·布朗特、彼得·芒迪则能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更加客观、理性的观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相对真实的奥斯曼帝国的形象，他们的奥斯曼帝国观是正面的、进步的。
批判性奥斯曼帝国观
以威廉·比杜尔夫、托马斯·达拉姆为代表的旅行者延续了16世纪之前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他们的奥斯曼帝国观是传统的。由于持续的军事征服，奥斯曼人与撒拉逊人和犹太人同样成为人文主义者想象中主要的“他者”形象，甚至在欧洲人眼中，土耳其人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犹太人和撒拉逊人，成为近代早期基督徒眼中的主要他者和敌人。
比杜尔夫则延续了这种传统的奥斯曼帝国观。比杜尔夫在其《游记》中明确地表达了对奥斯曼人的看法，奥斯曼人是野蛮、卑鄙、贪婪、令人讨厌的，并且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邪恶的宗教。在旅途中，比杜尔夫对他周围的人的社会，文化或政治生活几乎没有兴趣，他以一个坚定的英国新教牧师的身份，通过重复一些耸人听闻的轶事来证实他的偏见：“奥斯曼人的暴政，犹太人的背信弃义，天主教徒的迷信或者阿拉伯人的落后。”
总的来说，比杜尔夫的奥斯曼帝国观继承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徒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对奥斯曼人的看法是带有敌意、偏见、传统的。托马斯·达拉姆将奥斯曼帝国作为英国的贸易合作伙伴，他对奥斯曼帝国的旅程是充满期待的。
在旅途中，达拉姆非常乐意去体验奥斯曼帝国的风土人情，对奥斯曼帝国的新鲜事物是好奇的。同时，达拉姆对奥斯曼人保留着传统看法，认为奥斯曼人是贪婪的、令人恐惧的，尤其是对穆罕默德的恐惧。 因此，面对土耳其宫廷的诱惑以及英国大使的压力，达拉姆编造谎言，达拉姆非常渴望回到自己的国家，拼命坚持自己的基督教和英国身份，这与比杜尔夫是一致的。达拉姆确实离开土耳其回到英国。在回英国的船上，达拉姆也表示了自己欢快的心情，他写道：“当我们在多佛上岸时，我们的喇叭在我们前面一路响着，我们在城里尽情欢乐，非常高兴我们又回到了英格兰的土地上”。 达拉姆为他保持了自己的基督徒和“英格兰”的身份而感到宽慰。这表明，达拉姆以促进两国贸易交流的目的前往奥斯曼帝国，但他更多地受到传统的奥斯曼帝国观的影响，认为他们是令人恐惧的、野蛮地、贪婪的，他的奥斯曼帝国观是复杂的、多元的。在近代早期，与比杜尔夫、达拉姆持相同观点的旅行者还有很多，例如费恩斯·莫里森、威廉·利思高和约翰·桑德森，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的叙述是矛盾的。 莫里森是典型的英国新教徒旅行者，在其眼中，耶路撒冷是神圣的，但他对耶路撒冷的公民表示蔑视，他将这些公民描述为“可怜的流氓，混杂着来自不同国家的渣滓，一部分是阿拉伯人，一部分是摩尔人，一部分是邻国最卑鄙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们，如今的他们与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时一样邪恶”。 威廉·利思高和约翰·桑德森是反朝圣旅行者的代表者。对他们来说，奥斯曼帝国最具吸引力的三个城市是耶路撒冷、开罗和伊斯坦布尔。耶路撒冷是基督受难和复活的重要地点，他们在崇拜神圣的耶路撒冷的同时，经常对当地人表达自己的蔑视。 埃及的开罗及其金字塔让人想起古代文明和希伯来圣经；他们对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和现状非常感兴趣，因为这里曾经是拜占庭帝国的所在地，现在是奥斯曼帝国的所在地，是苏丹宫廷和后宫的所在地。利思高是通过经典文本、历史、基督教的角度来分析奥斯曼帝国的，他的大部分叙述都是对基督教新教徒的辩护，强烈谴责其他基督徒，认为他们是“罪恶的、可憎的、可恶的”异教徒。 总的来说，桑德森用很大篇幅描述了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宫廷中的生活和习俗。桑德森对奥斯曼帝国是羡慕、嫉妒的。桑德森认为奥斯曼帝国是一片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有着独特、复杂的文明的国家，桑德森及其同时代的英国人不得不对奥斯曼人的伟大成就表示敬意，对土耳其人表达钦佩和羡慕。但桑德森也认为伊斯兰教是迷信的，并对土耳其的习俗表示轻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