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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28日清晨7点，在距离斯德哥尔摩两小时车程的福什马克核电站，29岁的化学师克利夫·鲁宾逊（Cliff Robinson）享用完早餐之后就去刷牙了，鲁宾逊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瑞典人，那天他从乌普萨拉的家中乘坐早班车去上班。到达核电站后，从卫生间走到衣帽间，他必须经过辐射探测仪，像这样他已走过了上千次。这次情况却不同——警报响了！鲁宾逊觉得警报来得毫无道理，因为他从未进入控制区，在那儿他可能会受到些许辐射影响。他再次经过辐射检测仪，警报又响了。直到他第三次尝试时，警报才没响。最终得出的解释是——这讨厌的家伙已经失灵了。
鲁宾逊在核电站的工作是监测辐射水平，辐射检测仪竟选择他为告知对象来表现系统的警觉性有多高，这是多么讽刺呀，他不禁暗暗思忖。万幸的是它又能好好工作了。鲁宾逊继续做着自己分内的事，几乎忘了那出乎意料的警报。但是上午晚些时候，当他回到那儿时，发现一队工人也无法通过运转中的辐射检测仪。鲁宾逊没有检测仪器，而是从一个在辐射检测仪旁排队等候的人身上取下了一只鞋子，并把它带到了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不禁令他的脊背阵阵微颤。他回忆道:“我见到了让我至今难忘的场景，这只鞋子受到了严重污染，我能看到光谱在急速上升。”
鲁宾逊的第一反应是有人引爆了核弹，因为鞋子上沾有通常不会在核电站发现的放射性物质。他向自己的上司汇报了上述情况，随后这一情况又被递呈至瑞典辐射安全局。政府当局认为问题可能出自核电站自身，于是福什马克核电站工人及时撤离。核电站开始进行放射性辐射测试，但是什么也没有，几小时后一切已经明了，核电站不是造成污染的原因。核弹爆炸的假设也被排除，因为放射性物质并不符合该情况。由于其他核电站也检测到较高的放射性，因此放射性颗粒明显来自国外。
计算值和风向均指向东南方向的世界核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不是那里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但苏联人沉默不语。瑞典辐射安全局联系了苏联官员，但后者并未承认在苏联境内发生了任何可能引起核污染的事件。然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安全部门接着又发现了高于正常值的辐射水平：在瑞典，伽马辐射比正常值高出了30%-40%；在挪威，这一数值高出了一倍；在芬兰，这一数值是正常值的六倍。
作为铀在核聚变过程中的副产品，两大放射性气体——氙气和氪气飘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该地区不仅包括芬兰、瑞典、挪威，还有丹麦。检测显示，不知位于何处的放射性污染源还在持续释放危险物质。瑞典人一直向三家负责核能管理与运营的苏联机构致电，但对方均否认获悉任何事故或爆炸。时任瑞典环境部部长博吉塔·达尔宣称，造成放射物传播的国家拒绝向国际社会透露关键信息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条约。毫无回应。瑞典外交官找到了当时在维也纳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领导的瑞典外交部前部长汉斯·布利克斯，然而，该机构同样不知晓真相。
人们并不清楚要知道些什么。尽管辐射水平较高，但尚未对人和植物的生命构成直接威胁。但如果核污染持续下去，甚至加重会怎样呢?在苏联边境的铁幕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开始，抑或是一场空前的核事故?无论哪种，都将影响全世界——其实影响已经造成了，但苏联人依旧沉默不语。
事实证明，想要控制这次信息的流通将困难得多。奥焦尔斯克事故释放了2000万居里的辐射，而切尔诺贝利事故则释放了5000万居里的辐射。此外，奥焦尔斯克处于苏联中心地带的乌拉尔地区，切尔诺贝利则不同，它位于西部边境地带，风会传播辐射，也会将事故的消息带到北欧和中欧。在20世纪70年代参与普里皮亚季建设的建筑师曾指出该地区盛行向西和西北方向吹的风。这在事故发生后头两天得到了证实。4月26日夜间，吹向西北方向的风携带放射性烟尘越过乌克兰边境，吹向了白俄罗斯，之后到了立陶宛，经过波罗的海后又到达瑞典、芬兰和丹麦。
第一个拉响警报的是距切尔诺贝利1257公里之外的瑞典乌普萨拉附近的福什马克核电站的放射检测员。正如前文所述，福什马克的辐射控制官员克利夫·鲁宾逊在4月28日早晨穿梭于电站各个区域后，于7点左右拉响了辐射警报。到了中午，该电站的工人已被疏散，其他电站的辐射水平经检测也都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瑞典核专家很快查明这些辐射是经由风从波罗的海另一侧吹过来的。瑞典外交官联系了三家与核能有关的苏联机构，希望他们能给出解释，却都没能得到回应。于是瑞典人失去了耐心，环境部部长布里吉塔·达尔发出声明表示，隐瞒放射性物质泄漏的信息是违反国际准则和协定的。这一次苏联领导人无法像1957年那样瞒天过海了，他们的秘密已经公开，并演变成了一宗国际事件。
4月28日，星期一晚9点，苏联媒体终于打破沉默，发出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官方声明，此时已是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距离瑞典在国内探测出高辐射也已超过了12小时。在晚间新闻节目《时间》中，一位播音员用沉闷的声音宣读了苏联塔斯通讯社的新闻稿。内容如下:“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发生了事故，一座原子能反应堆受损，政府正采取措施消除事故带来的影响，给予受害者援助。相关政府委员会已成立，以查明事故起因。”新闻稿就这些，一切看起来都在控制之下，并没有提到辐射值上升以及普里皮亚季居民撤离的消息。当天和次日，没有一家苏联报纸刊登这条新闻。
即便新闻只寥寥数语，将它播报出来对苏联领导层来说也并非易事。他们仍将苏联重视保密的传统奉若玉律，同时宣称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和更好的未来，有时需要一定的牺牲。在事故发生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官员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之后才作出决定，播报这条简短的新闻。
4月28日清早，在瑞典探测出高辐射值的数小时后，分管能源部门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向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同僚们作了汇报。他提出四号反应堆必须被填埋，而且沙袋已经投掷到反应堆上了。委员们勉强接受了这个想法——沙袋填埋是唯一可行的能防止辐射扩散的办法。事故原因尚未查明。假设是氢气爆炸，但无人知晓确切的原因。戈尔巴乔夫说：“这只是目前的猜测。”多尔吉赫报告称有130人已入院就医，被疏散的人也都安置妥当，分配了工作。而安置灾民被视为乌克兰政府的职责。克格勃首脑维克多·切布里科夫报告称：“目前尚无值得忧虑之事，居民们都很平静。
